然而不幸的是，不法分子也正在利用推動數字經濟的技術來轉變自己，確保其違法行徑“投資回報”最大化。例如，一些極端組織曾充分利用這些技術通過網絡煽動各地群眾、吸收成員、尋求資金支持，乃至搜集情報。這些組織代表著舊極端勢力中數字經濟的破壞者。

　　同樣地，不法分子也在利用這些技術制造公共安全威脅。例如，利用社交媒體和移動技術可以輕易地散播謠言，將一次和平運動轉變?yōu)榧ち覜_突，從而導致人員傷亡。2011年的英國沖突發(fā)生期間，甚至出現了一個叫做Sukey的移動應用程序，以妨礙警察制止不法分子為特定目標。

　　當然，人們每天關心的還是物理犯罪，如入室盜竊、搶劫、兇殺案和其它街頭犯罪，而數字科技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犯罪的發(fā)生。據統(tǒng)計，2014年，在倫敦發(fā)生的所有車輛盜竊案件中，有42%并未采用傳統(tǒng)的作案手法，而是通過數字化的黑客攻擊；2015年，新加坡報道稱傳統(tǒng)犯罪的數量有所減少，但網絡詐騙卻急劇增加，導致總體犯罪率提高了4個百分點。而這種趨勢絕不是新加坡獨有的，在發(fā)達國家尤其普遍。

　　數字科技的運用還導致網絡攻擊事件的上升，尤其是針對全球性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最近的一起是德國貢德雷明根核電站的計算機系統(tǒng)遭病毒入侵。

　　從極端主義到公共安全威脅、從物理犯罪再到網絡攻擊，不法分子利用的正是數字技術。這些并不是網頁涂改、竊取信息等普通的網絡犯罪，而是利用互聯(lián)網的極端主義以及有組織犯罪。正如我們所見，隨著新加坡等平安城市的犯罪形式不斷變化，針對街頭犯罪的傳統(tǒng)警務培育起來的安全感正面臨瓦解。平安城市更需要與這種利用互聯(lián)網的極端主義和犯罪活動作斗爭。甚至公共安全機構也需要緊跟數字經濟的步伐，避免在犯罪活動中處于被動地位。

　　在第13屆聯(lián)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上，聯(lián)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現在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是極端分子和犯罪分子聯(lián)起手來相互支持，通過犯罪網絡、以普羅大眾的苦難為代價致富，并以此為極端主義行為提供資金。”

　　這正是我們需要構建一張正義之網來對抗不法分子的原因！并且，正義之士還需要共同應對意外事故和自然災害。盡管有些意外事故不可避免，但仍需加強管控、執(zhí)法和機構間的協(xié)調；同樣，對于自然災害，我們也應該積極努力增強威脅識別、災害監(jiān)測和預警能力，降低災害影響，促進災后恢復。

　　不論是應對傳統(tǒng)威脅或數字科技造成的威脅，平安城市建設在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IHS的報告指出，視頻監(jiān)控、LTE以及指揮與控制解決方案是平安城市的骨干力量，并預估平安城市的市場規(guī)模將從2015年56億美元大幅增長到2019年的85億美元。平安城市的3大目標為：

　　在威脅和危險情況開始顯現時，采取可靠、全覆蓋的安全措施進行偵測。

　　幫助公共安全機構更有效地收集、共享和分析數據，以提供通用作戰(zhàn)態(tài)勢圖，增強對現場情況的認識。

　　幫助城市關鍵部門對各種安全威脅進行實時識別并立刻采取行動。

　　華為通過100多個平安城市項目的建設服務于全球30多個國家超過4億人口。華為平安城市解決方案目前受到業(yè)界普遍認可。其中，實時視頻通信在今天對公共安全來說更是必不可少。華為提供集群功能，涵蓋范圍從后臺網絡到支持LTE技術的設備，包括面向公眾的公網（LiTRA）和企業(yè)用戶的專網（eLTE）。這些設備，從手機到車載終端，均支持語音、數據和視頻業(yè)務。華為甚至還提供eLTE快速部署系統(tǒng)，可以將各組件整合到一個緊湊型機盒中，特別適合快速部署在僅僅需要有限網絡覆蓋的場景，尤其是在主要基礎設施已經癱瘓的災難現場。

　　華為平安城市解決方案的核心是集成通信平臺。機構間合作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zhàn)就是不同機構使用著不同的技術、網絡和設備。華為的集成通信平臺支持eLTE與先前部署的TETRA和P25設備之間的互操作，它甚至能夠連接傳統(tǒng)電話網絡和蜂窩網。通過與可視化指揮中心相配合，集成通信平臺可以接收來自多個渠道的視頻。同時，該平臺能夠使數字經濟享受來自物聯(lián)網和社交網絡的數據紅利。這些語音、視頻和數據可以通過軟件定義網絡（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SDN）被發(fā)送到任意用戶組/設備組。這一特性十分關鍵，因為公共安全機構和警官通常利用標準作業(yè)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成立隨機小組來應對不同場景。集成通信平臺還可以與智真&視頻會議技術相結合，支持一線指揮人員、專家乃至警官之間召開視頻會議。

　　華為平安城市解決方案的另一個關鍵部分是智能視頻監(jiān)控系統(tǒng)，包括視頻內容管理和視頻存儲云。智能視頻監(jiān)控可以從社交網絡等多個渠道收集視頻；現場搜查允許警方對事發(fā)現場進行搜索；視頻摘要能夠將數小時的視頻“提煉”成關鍵的片段，方便警方調看，加速案件偵破；同時，視頻內容管理還涉及20多種智能分析方法，包括實體識別、行為分析、人數統(tǒng)計和虛擬絆線。分層的視頻存儲云能夠提供高性價比的視頻存檔服務，將視頻資料存儲在分散的遠程站點或者集中的機房內。華為甚至提供自帶電源的高清IP攝像機。

　　目前，我們可以利用各種技術推動平安城市的建設，例如基于傳感器的預警、社交監(jiān)控、公共預警以及智慧部署等。其中，物聯(lián)網技術可以利用眾多傳感設備獲得的信息進行預警，這些傳感設備包括用于偵測海嘯的浮標、用于邊境監(jiān)視的化學/生物/放射性/核傳感器，以及雷達/電光學設備等；在社交監(jiān)控方面，Facebook、Twitter和新浪微博等大多數社交網絡站點都允許第三方直接連接和瀏覽非私人發(fā)布的社交帖，而Rola安全解決方案以及SAP、Sysomos和Xalted公司提供的社交網絡信息匯集系統(tǒng)可以匯集來自不同社交網絡站點的數據。正如前文所述，華為集成通信平臺能夠提取來自物聯(lián)網和社交網絡的數據。

　　此外，在公共預警方面，現成的例子包括新加坡的全島公共警報器和日本基于蜂窩網絡的地震預警系統(tǒng)；在智慧部署方面，一些應急業(yè)務正在嘗試使用大數據預測需要服務的地點和時間，并部署相應的資源，例如消防車和救護車，以確保緊急救援人員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到達事故現場。

　　平安城市特刊 向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演進

　　從街頭犯罪到極端主義，從意外事故到自然災害……公共安全面臨的傳統(tǒng)威脅將一直是各個城市無法避免的難題。盡管平安城市建設是現代警務與應急服務的一個核心功能，但當前平安城市的建設主要涉及的是偵測、意義構建以及應對，這些方面還不足以保障人們的安全感。并且，數字經濟正在助長利用互聯(lián)網的極端主義和有組織犯罪。平安城市建設并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

　　公共安全的范圍遠大于當前的平安城市，其包括預防和打擊犯罪，減少生命和財產損失。公共安全還致力于將對公眾生活的影響最小化。它不僅僅是偵測和應對，還強調預防以及維持社會正常狀態(tài)。它涵蓋數字安全、健康安全、基礎設施安全以及人身安全。事實上，就人身安全而言，早在1829年英國內政大臣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就已經有了清晰的理解與洞察。他在成立倫敦警察廳時說：“檢驗警方效率的標準應該是根本就沒有發(fā)生過犯罪和動亂，而不應該是我們看到的，警方在處理這些事件中采取的行動。”

　　羅伯特？皮爾爵士還認為：“警察即人民，人民即警察。”不幸的是，在過去180年間，世界上并沒有很多警察部門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在當今的數字經濟時代，該原則變得更加重要。不堅持這一原則，執(zhí)法部門就會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有被顛覆的風險。我們需要從平安城市過渡到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

　　用一個網絡抗擊另一個網絡

　　為實現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我們應該考慮到正義網絡的4大支柱：

　　目前平安城市建設還只是實現良好公共安全的基礎。雖然平安城市的基本要素正在落實，但政府還必須開始著手進行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的建設。

　　“未雨綢繆”勝過“亡羊補牢”。如果不能識別威脅，談何預防？ 預測性警務就是通過分析數據，預測下次威脅發(fā)生的時間，以達到預防的目的。一旦識別了這些威脅，政府就必須頒布法規(guī)、實施授權機制和開展執(zhí)法工作。例如，美國交通部管理著30多萬家公司，這些公司每天運送100多萬份危險品。交通部利用統(tǒng)一的基于風險的數字驅動方式來識別和鎖定高風險公司，并采取基于風險的措施以及合理調整檢查順序以保障安全。

　　其它形式的授權和執(zhí)法包括消防安全檢查、建筑條例、酒精管制和交通執(zhí)法等等。甚至邊境保護都是一種防范威脅的授權和執(zhí)法形式。邊境保護包括簽證申請篩查、乘客與貨物風險管理（例如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自動鎖定系統(tǒng)），以及出入境系統(tǒng)。

　　不論做出多大努力，有些威脅仍然無法阻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模擬和預測可能出現的威脅來降低生命和財產損失。例如在2004年亞洲海嘯過后，太平洋災害中心（Pacific Disaster Center，PDC）幫助泰國政府建立了國家災害預警中心，使用PDC的自然災害預警解決方案分析包括來自物聯(lián)網的數據，從而模擬并預測自然災害。

　　當威脅真正出現的時候，就進入了平安城市的偵測和應對階段。前文已經對這兩個階段進行了描述。根據公共安全的整體要求，政府應該最大程度維持社會秩序，這時就進入了恢復階段。在本階段，為實現下列目標，調查和證據采集十分關鍵：

　　不幸的是，在履行調查職能的過程中，同一執(zhí)法機構內有不同的專家。這經常產生各種各樣相互獨立的系統(tǒng)，給受害人、目擊者乃至執(zhí)法人員帶來不便。芬蘭警方正在進行VITJA項目來整合獨立的IT系統(tǒng)，提高警方效率，解決上述問題。

　　2016年5月加拿大麥克默里堡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森林火災，8.8萬人緊急疏散。盡管火災本身已經十分嚴重，然而如果幸存人員的管理不當，可能會引發(fā)二度災害，包括食物和水供應不足、衛(wèi)生狀況差引起的流行性疾病，以及類似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市遭颶風卡特里娜襲擊后出現的哄搶物資事件。所以，有效的公共安全項目應該包括幸存人員的救助，但人們卻常常忽視這一點。

　　同樣，我們不僅需要使用受害人鑒定系統(tǒng)來確定死者，而且要確定傷員及其位置。如果受害人的家屬和朋友沒有及時得到其有關信息，有可能引發(fā)次生的公共安全問題。

　　作為調查程序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借助刑事情報系統(tǒng)建立起人、物、地點和事件的聯(lián)系，以及縮小嫌疑人范圍。調查結束后，還需進行審查或庭審才能結案。對罪犯的改造包括處罰和監(jiān)禁，旨在預防類似威脅的再次發(fā)生。這一階段的經驗又為預防階段提供了寶貴信息。

　　為實現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我們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和技術來擴大社會參與——眾包和公眾通信。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民防部隊（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SCDF）的“myResponder”應用程序。接受過心肺復蘇培訓的人可以注冊成為志愿者，并使用該應用。當有人心臟病突發(fā)時，新加坡民防部隊控制室會派出救護車，同時給在事發(fā)地點附近的myResponder志愿者發(fā)送消息。該應用程序還為志愿者提供最近的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的位置信息。通過這樣的“群眾調度”，已經挽救了一些生命。

　　另一個案例發(fā)生在擁有540萬人口的中國齊齊哈爾市。該市的5000輛裝有攝像頭的私人出租車能夠通過eLTE無線網絡實時發(fā)送視頻。當發(fā)生事故或犯罪活動時，警察控制室能夠實時獲取來自事發(fā)地點附近出租車的視頻。這一合作形式已經幫助解決了許多犯罪案件。

　　當前平安城市的骨干力量包括視頻監(jiān)控、LTE以及指揮與控制解決方案。更大范圍的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的骨干力量是能夠實現預防、偵測、應對、復原，乃至社會參與的垂直應用程序。這些程序數量眾多，即便沒有數百種，也有幾十種之多。

　　不幸的是，通常這些垂直應用程序分別歸屬于不同的部門，從而導致這些程序在各部門獨立應用，信息無法共享。這與機構間合作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并且，這些程序的獨立運作還需要各自獨立的基礎設施支撐，包括網絡、存儲、服務器、數據庫、中間件以及設備。這明顯是一種資源浪費。

　　因此，政府必須借助路線圖，在可擴展的通用警務云平臺上對不同垂直應用程序進行部署�？紤]到公共安全對安全性的需求，該云平臺通常是專用的。而支持不同應用程序運行的通用云平臺不僅可以促進信息共享，還有利于將計算資源動態(tài)、合理地分配給不同的應用程序。例如，災害過后，受害人鑒定系統(tǒng)能夠分到更多的計算資源，因為數千人將會使用該系統(tǒng)確認其親朋好友是否平安。

　　為確保有更多的獨立軟件供應商（ISV）來提供不同的垂直應用程序，該云平臺必須具有開放標準，乃至開放源代碼。目前其最佳選擇是OpenStack，一個開源的云計算管理平臺項目。華為是OpenStack的主要采用者、支持者和貢獻者。事實上，截至2015年底，華為的代碼貢獻排名已升至第6位，超越了眾多知名公司。

　　大數據和分析學對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項目許多功能的實現至關重要。支撐這一觀點的例子包括威脅識別、預測性警務、邊境保護、模擬&預測、基于傳感器的預警、社交監(jiān)控、智慧部署，以及刑事情報。

　　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的概念適用于任何形式、任何規(guī)模的威脅。然而通常情況下，機構只會在戰(zhàn)術層面使用指揮與控制解決方案。這就是為什么警方、消防部門、救護車、軍隊和邊境控制部門等一般都有自己的指揮與控制中心。通過溝通與合作，這些獨立的中心可以協(xié)同工作，更好地完成維護公共安全這一共同使命。

　　然而，在重大事件中，建立一個國家層面的泛政府指揮中心是十分重要的。泛政府指揮中心也是情報融合和分析的有力平臺。對面積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而言，每個州或省甚至是大城市都可以成立一個統(tǒng)一的指揮中心。在正常狀態(tài)下，這些指揮中心僅由一些工作人員操控。而發(fā)生重大事件時，州長或市長會親自坐鎮(zhèn)，指揮政府的各個部門和相關機構。通常，相關的主要政府機構負責人也會在場。這樣一個指揮中心需要與所有主要部門的指揮與控制中心進行互聯(lián)。

　　另一個問題就是與現實世界相對應的網絡空間。通常，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計算機安全應急響應組（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CERT）和/或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ecurity Information & Event Management，SIEM）中心。然而隨著上述利用網絡的極端主義/犯罪活動的日益復雜且規(guī)模越來越大，許多國家已經開始投資國家網絡安全運作中心。

　　通常，國家網絡安全運作中心接收來自CERT /SIEM中心的數據。一個國家成立網絡安全操作中心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基于大數據技術的網絡異常行為檢查對這些數據流進行分析，進而檢測到任何行業(yè)可能面臨的重大攻擊/威脅。典型的例子包括以色列國家網絡局和美國網絡威脅情報整合中心。國家網絡安全運作中心有可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存在或者成為泛政府指揮中心的一部分。

　　正義之士必須大力利用數字經濟，建立一個網絡來抗擊不法分子的網絡。這些不法分子已經充分利用了數字經濟時代的4大關鍵技術，即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社交和移動技術。正義之網包括機構間合作以及警民合作。但平安城市仍然處于核心位置，而且平安城市建設通常先于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其它功能的建設。

　　平安城市的骨干力量不應僅包括視頻監(jiān)控、LTE和指揮與控制解決方案。而在技術方面，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需要基于OpenStack的警務云平臺來支持后續(xù)部署的垂直應用程序。許多此類應用程序都需要利用大數據以及分析技術。

　　協(xié)作式公共安全的典范就是泛政府指揮中心，它可能包含一個國家網絡安全運作中心以監(jiān)視網絡安全狀況。